排除其他問題，是為了對恐慌症有較明確的診斷，而診斷的目地，自然是為了精確的治療。另一方面，對於恐慌症腦神經生理基礎的理解，也讓我們在治療上，有更踏實的方向。

綜合目前的研究與幾種較權威性的治療指引(guideline)，治療以藥物治療、心理治療(認知行為治療)及兩種併行為主。

藥物可以改善神經連結，恢復警覺與放鬆間健康的平衡，就像將受損的警報器重新校準那般。而一些研究也發現，認知行為治療可以透過前額葉的活化，進而修復它與其他神經系統的互動回應，重新將大腦整合，穩定下來。

美國精神醫學會(APA)在2009年出版的恐慌症治療準則(第二版)中提供了選擇治療方向的參考因素

心理治療：
1. 病人本身傾向非藥物治療
2. 病人有足夠的時間與精力投入心理治療
3. 病人正在懷孕、哺乳中，或計畫懷孕
4. 病人有人格疾患的共病

藥物治療：
1. 病人願意接受藥物治療
2. 病人沒有足夠的時間或資源配合心理治療

合併治療：
1. 單一治療方式失敗
2. 病人期待更快緩解痛苦的症狀
3. 病人希望未來能減少藥物上的需求

以上是根據諸多實證研究結果與專家意見所提出的建議，雖是美國版本，但在台灣的臨床現況，也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。

簡單而言，藥物治療的限制是對於懷孕及哺乳女性的風險(會影響胎兒或嬰幼兒)，心理治療的限制則是時間、金錢與心力的大量需求。此外，一般民眾對於藥物或心理治療錯誤的想像及衍伸的害怕、扭曲、偏見，也限制了選擇上真正的自由與自主性。

像是個案常以為藥物必然會造成肝腎負擔，或將沒有成癮性的治療藥物與鎮靜劑混淆，導致強烈抗拒藥物使用。相反地，個案可能會以為心理治療具有戲劇中催眠般的神奇效果，可以呼風喚雨，也可以瞬間讓雷雨轉晴，等到真正接觸之後，反而因不如想像而產生落差後的失望、挫折、排拒，甚至憤怒。

在心理治療上，無論是美國的APA指引或英國的NICE指引，都將認知行為治療(CBT)視為證據較充足的第一線治療方式。CBT是一種相對格式化、理性化的治療方式，須要個案配合投入時間完成一些練習(作業)，整個療程也須要數週至數月的時間(NICE建議總時數7~14小時)。有興趣者可先參閱以下書籍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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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於藥物治療，俗稱抗憂鬱劑 的血清素回收抑制劑(SSRI)，則是治療上必要的首選。雖然APA與NICE指引在細節上有些歧異，但它們對於SSRI纇藥物的療效與重要性，是一致認同的。

有爭議的部分，是在鎮靜劑(Anxiolytic)藥物的使用上(大多為Benzodiazepine類藥物 )。

APA指引認為，鎮靜劑雖然有成癮性，但可以在恐慌症狀強烈且需要快速舒緩的個案身上謹慎使用，甚至可以用來撲滅SSRI治療下仍殘餘的焦慮餘火。但在NICE指引中，則強烈反對BZD藥物的使用，甚至，具有鎮靜功能的抗組織胺也同樣被列入不建議(should not be prescribed)清單中。

從臨床的實務觀點，NICE指引的方向正確，卻太過僵硬而脫離現實，APA指引則是有些過度寬鬆而曖昧不明，這些差別，或許正反映了不同國家，其國情文化與醫療制度的差異。

理想上，若我們可以針對每位個案的個別狀況，掌握SSRI與BZD在治療角色上的不同，配合症狀變化，拿捏藥物比例取得平衡，便不用因過度擔憂BZD的成癮性，而讓個案繼續困在尚未熄滅的恐慌烈燄中，孤單且無助地忍耐。

單純如此的忍耐，大多並沒有減敏的效果，反而會因為點燃效應(kindling effect)，而讓火苗重新蔓燒，增加治療困難，也提高後續藥物的使用量。